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简介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简介

(1881年2月底－3月初），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历史背景

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和草稿是在1881年2月底至3月8日写的。第一次发表在原苏联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24年俄文版第一卷中。1881年2月18日马克思在伦敦收到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来信。在信中她提到俄国思想界围绕《资本论》展开争论的情况，并说她代表参加劳动解放社的俄国社会主义者请马克思谈谈如何把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运用于俄国的问题，以及俄国在何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要经历西欧的历史道路问题。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回信过程中曾拟了四个草稿，现在看来这四个草稿结合起来就是关于俄国社会经济发展，农村公社及农业集体生产形式的科学概述。

从19世纪60年代起，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社会思想理论界产生着愈来愈大的影响。1867年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传到俄国后受到革命者的欢迎，他们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受到启迪，在他们关于土地问题和农村公社问题的辩论中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另一方面《资本论》的出版也引起资产阶级的不安，处心积虑地反对它在俄国的传播。自由民粹派分子尼·康·米海洛夫斯基适应沙皇反动政府的需要，对《资本论》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他在1877年10月在《祖国纪事》杂志上发表了《卡尔·马克思在茹科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其主要内容是把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歪曲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极力鼓吹俄国西欧化。马克思看了米梅洛夫斯基的文章以后十分气愤，并于1877年11月特地给此编辑部写了一封信，严正地驳斥了米海洛夫斯基强加给他的一些观点，阐明了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提出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道路，应根据所处的历史环境的论断。遗憾的是当时俄国的进步人士对科学社会主义缺乏认识，而对“农民社会主义”抱有幻想，因此，在许多革命者的思想中其理论认识是混乱的，在当时作为革命民粹派的查苏利奇在日内瓦同她的朋友讨论俄国所要走的道路等重大问题时也出现分歧，于是在1881年2月16日写信给马克思，请求他谈谈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趋向，谈谈俄国社会发展的前景和农村公社的命运，她在信中说：“你比谁都清楚，这个问题在俄国是多么为人注意……特别是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党所注意……最近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见解，认为农村公社是一种古老的形式，历史、科学社会主义，——总之，一切不容争辩的东西，——使它注定要灭亡，鼓吹这一点的人都自称是你的真正的学生，‘马克思主义者’”。查苏利奇还表示，“假如你能说明，你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有的命运以及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给予我们的帮助会是多么大。”[①]上述查苏利奇信的内容清楚地反映了《资本论》在俄国的出版引起思想界的强烈反响，俄国到底走哪条路，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9世纪70年代世界历史发展到了新时期，正如列宁分析的：巴黎公社以后，开始了由“暴风雨和革命时期”转变为带有“和平”性质而没有发生重大革命的时期，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东方尚未成熟到这种程度，因而西方近入未来改革时代的“和平”准备阶段。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发展，使资本积累和生产集中的过程大大加速，相继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垄断组织，内在固有矛盾尖锐，因而带来更加普遍持久的危机。资本主义向世界范围的扩张，东方和西方两大文明系列的冲突更加激烈，这样使本来就矛盾和对抗的世界历史进程迅猛发展。这个进程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结局，都将对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关系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而且也关系到保存有各种古老关系民族的命运。马克思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立足于现实，一方面冷静地估计西方社会发展的形势，乃至重新审视西方国家中的革命，到了1831年，欧洲形势的发展使他意识到欧洲革命在其有生之年不可能发生，遂将希望寄予未来。另一方面更加关注东方社会，特别是俄国社会的发展。这一课题的突出是新的历史时代赋予的使命，它反映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思路。在俄国即将爆发革命的背景下，提出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的设想，这说明了马克思经过思考对俄国革命及其胜利后社会发展具体道路的新看法。“为了能够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做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它方面发表的资料”。[②]在马克思1881~1882年列出150多种版本的俄国书籍，收进书里相当大一部分是属于19世纪60至70年代的，主要是论述俄国1861年改革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状况，马克思认为，他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所以，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中较为明确地阐述了俄国农村公社的现状和命运以及它对俄国社会的影响。这样做的目的，其一，是借此机会总结他多年来研究俄国问题的成果，其二，是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其三，是为那将要到来的革命高潮做理论准备。

中心思想

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及草稿综合起来，其中心思想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世界历史观念出发，强调“一切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通过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和俄国社会发展的前景分析，探索经济落后的国家在某种条件作用下，可以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一条缩短历史进程道路的可能性。

基本内容

（1）一个国家或民族走什么样的道路，必须对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做具体分析，用一般抽象的公式是永远也达不到这个目的的。

关于把资产阶级理论应用于俄国的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起源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其整个的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第774页）这一过程的实质就是变个人分散的生产资料为社会集中的生产资料，从而变多数人的小财产为少数人的大财产，也就是以个人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和生产过程归根到底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第774页）但是在俄国则不同，“土地从来没有成为农民的私有财产”，因此，在这里它是资本主义所有制代替共产主义所有制，即把公有制度变为私有制的问题。

基于上述，马克思明确地把农民被剥夺的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就是说《资本论》中的有关概述只是一种可能性，它不适用于俄国，“西方的先例在这里完全不能说明问题”。[③]自由民粹派分子尼·康。米海洛夫斯基抓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俄国两位著名学者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观点的评论大做文章，马克思严词驳斥了这种谬论，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指出，他在《资本论》德文本第一版补遗里面评论亚·尹·赫尔岑的观点，但无论如何决不能从这里得出他反对“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④]的努力的看法。在《资本论》德文本第二版的跋里赞赏了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但也不能得出马克思赞成他关于发展农村公社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可么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们全部成果的结论。马克思指出，如果俄国不再继续向资本主义走，那么，就可能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欧社会发展的道路。他强调在这里，“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第765页）超时空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

（2）运用科学方法论，分析原始公社发展史，论述了农村公社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地位的思想。

众所周知，氏族和公社，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公社的形式不是单一的，而是有好多种结构类型，其存在时间的长短彼此也不相同，说明它是一个进化的历史进程。“地球的太古结构或原生结构是由一系列不同时期的沉积组成的。古代社会形态也是这样，表现为一系列不同的、标志着依次更迭的时代的阶段。”[⑤]马克思把古老公社和农业公社相比较，认为前者是建立在各个社员的血统亲属关系上的，他们只容许有血统亲属或收养来的亲属，他们的结构是系谱树的结构，而农业公社则割断了这种牢固然而狭窄的联系，就更能够扩大范围，并保持同其他公社的接触，更能使它有了较广阔的发展余地。农业公社决不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东西，而是人类社会早期发展阶段存在的普遍现象，并且是原始社会形态进化这一链条中的最新类型。因此必须赋予农业公社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将它纳入统一整体的，全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轨道。马克思强调指出：“农业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不言而喻，次生的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⑥]可见，在这里马克思把“次生形态”看做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总和，并把这种特殊的“次生形态”而同原始社会相对立，同时也间接地同资本主义相对立。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由原生形态转变为次生形态，并进而导致再次生形态除了外来的破坏性影响，如连绵不断的战争，主要是公社内部矛盾及其运动的结果。在原始社会发展的一切阶段上，生产在本质上是共同的生产，“但是分工慢慢地归入了这种生产过程，它破坏生产和占有的共同性，它使个人占有成为占优势的规则”[⑦]，很显然使公社毁灭的因素，是在其内部日益发展着的对社会生产客观条件广泛占有的私有性，它破坏了原始经济的平等和社会平等，引起各种利益和私欲的冲突，从此人类社会近入阶级对抗杭的历史。

（3）正确分析俄国农村公社所处的历史环境，科学地预见了俄国社会发展的前景，特别是提出经济落后国家根据某种历史条件的作用，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设想。

马克思指出，俄国所处的历史环境与西欧各国不相同，《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是以欧洲的经验为根据的，因此它不适用于俄国，古代类型公社在西欧各地都相继消失了，然而只有俄国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其农村公社在全国范围内保存下来。马克思依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第762页）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

但是，马克思从未由此断定俄国只存在一种发展道路，而是辩证地分析了俄国当时的实际历史状况，概括起来就是：

其一，内在根据。在原始公社里，公有房屋等曾是物质基础，而在农村公社内房屋、园地等已经是农民的私有财产，在原始公社生产是共同进行的，产品拿来分配，而农村公社耕地虽属公社所有，但定期在公社中进行重新分配，产品留为己有，这些不同特征的中心点就是农村公社这一经济体制中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内在二重性。由于上述原因，农村公社的发展可能产生两种不同性质的作用，一是这种二重性能够成为它们巨大生命力的源泉，因为土地公社所有制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作为自己的坚实基础，同时家庭单独占有房屋，园地，小土地经营和产品，促进了个人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同较古的公社机体是不相容的；二是这种两重性也可能成为公社解体的根源，在公社内部就有使自己毁灭的因素，以小土地劳动为基础的动产的逐步积累，破坏了耕地的公有制，使之变成私有财产。这样《资本论》中揭示的那种历史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在俄国表现出来。还是由于这个原因，决定农村公社有两种可能结局，“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所有制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第765页）但无论是那种结局，显然都需要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了农村公社由于内在二重性，它不一定必然导致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即走资本主义而是有可能超越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制，也就是过渡到更高历史阶段上的那种公有制，这就是不同于西欧的俄国社会发展的特殊道路。

其二，外部条件，马克思认为“跨越论”不仅决定于农村公社内在二重性的本质，而且同“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相联系。他指出，像俄国这样的国家，不是脱离现代世界而孤立存在的，而是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并且和资本主义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这样就给它提供了大规摸地进行共同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因而使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吸收这种生产方式的一切肯定成果，就有可能发展并改造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而不必加以破坏就能获得新生。但是，“如果俄国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如果它要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西欧通过长期的一系列进化（从原始公社到它目前状态）才取得的那些经济成就，那末，公社注定会随着俄国社会发展而灭亡这点，至少在我看来，是毫无疑问的。”马克思认为，俄国公社不仅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而且渡过了资本主义制度没有被触动的时期，不论在西欧，还是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都处于同科学、同人民群众以至同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展开斗争的境地，“它的历史今后只是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的历史”，这种情况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最高形式，回复到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而结束，“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整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⑧]

其三，复兴的关键。马克思在阐述前两个方面的基础上还着重分析了俄国社会发展形势。他认为要能发展首先必须生存，可是农村公社却处在危险的境地。但“威胁着俄国公社生命的不是历史的必然性，不是理论，而是国家的压迫，以及渗入公社内部的也是由国家靠牺牲农民培养起来的资本家的剥削。”为此他几次强调：“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第773页）指出，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机发生，就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击破各种敌对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肃清从各个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就能为公社创造特殊的历史环境，使其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使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一切可怕的波折，这样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于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如果没有这关键的因素，那么，公社就会由于客观的历史规律而必定要被资本主义的进攻所摧垮。

以上三方面是马克思晚年探索俄国社会的基本依据。离开了这些，就没有科学的指导思想，没有现实的基础，没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的物质条件，没有政治保证；同时马克思的分析又是在世界历史范围内，而不是在此之外，俄国社会在前进的过程中各种因素的作用不是凝固的，所起作用的程度取决于世界形势的发展，历史环境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出来的各种矛盾的运动。

（4）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与俄国革命同时爆发并取得胜利，才能使俄国公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马克思在分析俄国公社的优越性和俄国社会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时，总是在前面加上“把农村公社放在正常条件下”，撇开公社面临的敌人，“来判断公社可能有的命运”等之类的话。俄国革命只能挽救农村公社，使它处于正常的发展状态下，就是说，俄国革命的成功，仅为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具备了马克思所说的“使集体劳动在农业本身中能够代替小土地劳动这个私人占有的根源。”因为，经济落后的农村公社本身创造不出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而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也决不会自然地形成社会化的大生产。因此，必须在革命胜利基础上对其进行改造。要达到此目的，“必须具备两样东西：在经济上有这种改造的需要，在物质上有实现这种改造的条件。”（第768~769页）关于经济的需要，只要把农村公社放在正常条件下，就是说，只要把压在它肩上的重担除掉，只要它获得正常数量的耕地，那么它本身就立刻会感到有这种必要。关于第二个条件就是利用与它并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所能提供的一切条件，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应该着重指出，要使农村公社变成确实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要使俄国人利用发达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生产方式帮助公社过渡到社会主义，只有俄国革命引爆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并取得胜利才有可能。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指出的“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⑨]恩格斯也曾明确的说：对俄国的公社进行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打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它俱来的公共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发展阶段所必须的先决条件。由此看来，两种革命互相补充和互相作用的本意是，俄国革命首先爆发，就会触发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反过来又会从物质上帮助俄国公社。结果是西欧和俄国共同跨入社会主义。

意义

马克思对查苏利奇信中提出的种种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他的有关论述体现了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辩证的思维方法，体现了革命性和科学性的高度统一。他分析了19世纪60－80年代初俄国社会的发展，据其特点提出了不同于西欧的社会发展道路，从而开创了东方国家通向世界历史的新进程。他分析了世界性的农村公社的发展，据其特点提出了经济落后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他分析了各民族和各国家在资本主义日渐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据其特点提出了各民族依其国情、民情走自己发展之路，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各民族又都有其所长和所短，相互学习，积极吸取世界各国一切肯定成果，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必然。马克思在这里实际上就表明了这样一种观点：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各国，各民族的不同历史环境和条件下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也就是从另一个侧面肯定了如果俄国社会发展道路走的是一条不同于西欧社会发展的道路，那并没有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相反，而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另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

总之，马克思说：“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这个论断是他把握世界各国各民族社会特殊性质和特殊道路的基本准则，这个准则有着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和重大的历史和现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