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院院长 崔际银教授
每年的9月10日，是国家专门为教师设立的节日。在刚刚过去的教师节，学院一如既往地举办了隆重的庆祝活动。每当此时，就引起自己对担任教师及相关经历的回想。算起来，我自1983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至今已经41年，但是，感戴恩师、向往教育事业，则是从少年时代开始的。
一、屡遭困境：幸蒙恩师扶助
我出生于河北省的一个农村家庭，最早的记忆，就是家庭的极度贫困。在上小学一年级的1963年，有两件事对我的人生形成重大影响：一是当年夏季华北地区大雨（连降七天七夜），家里的土坯房后墙倒塌、屋顶处处漏雨、地面满是积水，公社的刘书记冒雨来到我家慰问，拉着躺在土炕上久病父亲的手说道：“有党和政府的帮助，咱们一定能度过难关。”这一幕，终生存留在我的脑海。二是我上小学之后，由于家庭困难，不仅交不起学费，甚至书本及铅笔等学习必备之物，都无法凑齐，最终都是班主任老师替我置办。这两件事，前者使我对党、党的好干部充满了敬仰之情，激励我青年时代积极要求入党、争做焦裕䘵式的好干部；后者使我由衷感激老师、发誓成为一名好学生。在老师的感召下，我努力学习、成绩优良、听从老师教导、积极完成任务。因而，自小学一年级第二学期起，我开始担任班长，这一职务持续到中学、直至大学毕业。所有这一切，从主观上而言，都是为了报答老师的恩情。
我的人生成长过程，主要是受到老师们的影响。在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久病的父亲去世，让本就困难的家庭变得雪上加霜，特别是社会交往方面。那几年，遭受到无数的白眼与冷遇，让我深深地体验了世态的炎凉。当时，唯一真正的温暖来自我的老师们：我每年被评为优秀（三好）学生，作文经常被老师表扬、甚至贴到墙报栏展示，使我得到很大的安慰与鼓舞；我记得小学三年级时，在学校被同学欺负，张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用雪白的毛巾为我擦去泪痕；我想起读高二那年的3月5日（雷锋纪念日），我朗诵了自己写的《雷锋颂》诗歌，得到音乐教师魏老师的当众肯定；我难忘大学期间外语系的宋老师，她在按照教学计划为我们讲授一年俄语之后，又利用业余时间、自己打印资料，“强迫”我们十几个学生到她家里多学了两年半的俄语，1995年我得以出国讲学，就是得益于宋老师的惠赐；我特别感恩担任高中语文课程的李老师，不仅在校期间表扬我的作文，更在我1977和1978年考大学失利时不断给予关心与鼓励，并且在1979年春天，特意为我联系学校复读了三个月、使我得以进入大学学习；我非常敬仰攻读博士学位的导师李先生，先生的严谨治学、言传身教，使我得以觅得学术门径。几十年来，我不仅在日常生活、教研工作中感受着恩师的温暖，更是在每一次人生低谷阶段、重要关口，得到恩师的教诲与提携。正是恩师的教育培养与大力扶助，塑造了我的个人品格、指引了我的人生方向。
二、面临选择：坚定从教决心
1979年高考过后，我填报了多所师范院校的中文专业，最终被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因为我入学前已是正式党员，并且曾有担任基层干部的经历（1973年高中毕业返乡务农、1976年入党、1977至1979年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入学后先后被推选为班长、学校学生会主席等。我们身为“新三届”（77、78、79级）的大学生，大家的学习热情高涨、各项活动丰富多彩。我在保证专业学习成绩良好的同时，经常参与主持校内的学生活动、参加校外的联谊活动，自己的名字曾经出现在杂志及省级党报，也算得上当时学生中的“名人”。1983年临近毕业时，多数同学对口分配到各类学校担任教师。大家都认为我适合从事行政工作，并且确实有高级领导机关的同志专门找我谈过工作问题。但是，我从未放下“教师”的情结，决定留校工作。
留校之初的两年，我担任辅导员及团总支书记，然后正式承担古代文学教学工作。当时对青年教师的考核管理极其严格，正式登台讲课的大致过程为：跟随老教师听课；收取并批改老教师为学生布置的作业；准备指定教学内容的教案；老教师及教研室主任审查教案；本人根据要求修改教案；系主任、教研室主任、老教师共同听试讲并进行评定；试讲通过，安排1-2周的插班讲课；承担非正规学历学生（夜大学或函授的学生）的课程；正式承担本专业学生的课程。在认真完成上述教学考核流程中，自己做出了不少努力。比如，当时使用的两部《中国文学史》教材（中国社科院本、游国恩主编本），我对其中的重点内容，进行了明晰的标示与摘录编排、对生僻字词注音释义，等等。经过老教师的热心引领，自己较为顺畅地通过考核、开始承担日常教学工作。
高校教师与中小学教师的最大区别，是在做好课堂教学工作的同时，必须从事科学研究且取得成果。在科研方面，自己起初十分着急却毫无头绪。后来，逐渐静下心来，阅读体会名家的论文论著，特别是在老教师带领下参与科研工作，才慢慢找到了感觉。我的科研经历大致如是：选辑作品名篇（参加选辑《禅诗一万首》）；译注古代作品（译注《历代边塞诗百首》）；进行作品简析（参加编写《诗经析释》）；撰写赏析文章（参加编写《中国序跋鉴赏辞典》等著作）；发表学术论文；参加撰写学术著作（为《中国小说通史》撰写约12万字）；主编教材（《大学语文》）；出版专著（《诗与唐人小说》等多部）。经过这样的步骤，使自己的学术研究之路较为扎实稳固，并且在学术界形成了一些影响。当然，这一步步走来，老教师们的“传、帮、带”，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担任专业教师的很长一段时间（尤其是2000年前），也曾多次遇到挫折（如：晋级或工作的不顺），当然也有不少其他“诱惑”（如：下海经商、弃教从政等），但自己从未真正动摇从教的决心。虽然兼任过教研室主任、系党总支书记等职务，而专业教师的身份，直至退休都未曾改变。
三、退而未休：延续育人工作
到了2017年，我在天津财经大学办理了退休手续。自己的教学工作并未因此停止，而是转到了珠江学院。其实，我与珠江学院的结缘，是在学院创建之初的2006年暑假。我也很荣幸地成为在第一学期为第一届全体新生上课的教师（当年招生380余人、我担任“大学语文”课程）。从此之后，我年年来珠江学院上课、从未间断。2015年，学院创建人文学院，承蒙院领导厚爱，让我进入人文学院领导班子，自己与珠江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
参与珠江学院工作近20年来，我尽力完成教学及其他任务，特别是退休之后，可以说全身心地投入到珠江学院的工作。这其中，既有自己衷心感谢历任学院领导信任和同事们支持的情愫；也有继续参加教育工作、向学生传授知识意愿实现的满足。在珠江的教学工作中，我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认真备课、精心讲授、融入课程思政，将教书与育人有机融合，取得了良好成效。我主讲的“中国文化概论”课程，先后被评定为校级“一流课程（金课）”、天津市高校“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及“三全育人（课程育人）优秀工作案例”，我本人荣获天津市“课程思政教学名师”称号。科研与教学，是同等重要、相互促进的工作。多年来，自己坚持撰写发表学术论文、出版学术著作、参加高水平的学术会议，以避免与本领域学术研究的脱节与掉队。
在尽力做好教学与科研工作的同时，我还重视并关心其他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的工作情况。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助其改进；对科研方面的困难或问题，尽力帮助解决或予以解答。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人文学院近几年的教学工作及科研水平，都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与提升。
珠江学院的领导，历来重视校园文化建设，我有幸参与其中。根据领导的指示，我为学院的10条道路命名、参加了40余座大楼的命名工作（多数由我提名）。这些命名，全部出自中华传统文化典籍，营造出珠江学院浓郁的文化氛围及鲜明的人文气息。身为人文学院的一员，我认为人文学院理应加深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主动承担弘扬优秀文化的任务。基于此，我提出：人文学院全体师生，要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高远追求，以“文化根基、文学知识、文艺才能、文人素养”作为目标定位。这些高远与近前的追求目标，得到了学院领导的肯定和广大师生的响应。此外，自己还承担了校内外的文化、教学、科研、应用写作等各种讲座及相关活动。每逢此时，我都会尽己所能、知无不言，以期对大家有所助益。在开展工作任务时，我总是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感谢珠江学院的领导和同志们给予我的机会，使我退而未休、能够继续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感恩当年教育我成长的老师，是他们以高尚的师德、严谨的师道，帮助我具备了任教为师的基本素养与技能，得以将恩师们的品德学识传承下去。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做出过深刻的阐释：“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对照起来，我的授业恩师及自己所知的教学名师们，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这种教育家精神。与之相比，自己的差距明显、难以比肩并进。不过，古人有言：“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我定当继续向自己的授业恩师、向各位名师学习，争取成为一名弘扬师德师道、竭诚教书育人的优秀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