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简介
(1851年12月－1852年3月），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9~68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历史背景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于1851年12月—1852年3月之间写成，是针对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的政变而撰写的一部评述法国政局的著作。1852年刊于魏德迈的《革命》月刊第一期。
资产阶级革命后共和八年雾月十八日，即
法国1845年2月革命之前的七月王朝，是金融贵族集团和与他们有密切联系的大土地所有者当政，在七月王朝十八年的统治期间，执行了对金融贵族集团有利的国内外政策，引起了法国工人、农民、小资产者和工业资本家的极端不满，1845年－1846年法国马铃薯病害和农业歉收，为已尖锐的社会矛盾冰上加霜，1847年从英国开始的经济危机波及法国，使法国革命形势一触即发。
1848年2月，法国巴黎人民武装起义，推翻了七月王朝的统治，挫败了资产阶级企图保留君主制的阴谋，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资产阶级窃夺了革命果实。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采取了一些进步措施，但是暗中调集反动力量，实施敌视无产阶级的政策，迫使巴黎无产阶级发动了六月起义，由于敌人力量过于强大，起义被镇压下去。资产阶级共和派在打击无产阶级的同时，也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在1848年12月选举中败北，路易·波拿巴当选为总统，他联合大资产阶级的“秩序党”打击资产阶级共和派，成立“秩序党”内阁。“秩序党”控制的“立法会议”代替了共和派的制宪会议。“秩序党”执政以后，内部各派争权夺利，自身力量遭到削弱，波拿巴依靠自己的“十
马克思一直注重对法国历史进行研究，一直关注法国1848年大革命发展趋势。马克思依据对事变的直接观感材料写成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对波拿巴执政后的时局进行了分析。这是用唯物史观分析历史事变的光辉典范。
中心思想
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分析了路易·波拿巴政变前后法兰西社会和阶级斗争状况，透彻分析了路易·波拿巴政变的原因、过程和结局，指明了这次政变的反动性。同时阐明了阶级的代表人物与阶级的关系，历史人物的个人作用与社会物质条件和历史条件的关系。发展了无产阶级的国家学说，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科学论断，阐明无产阶级建立工农联盟的基本思想。这篇著作全面发展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基本内容
全书由两个序言和七个部分构成。两个序言即第二版和第三版序言，第二版序言由马克思于1869年7月写成，第三版序言由恩格斯于1855年写成，这两个序言是该书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马克思写的第二版序言
马克思重申，唯物史观是指导写作该书的根本宗旨。路易·波拿巴政变，在欧洲引起极大的震动。各种社会人物纷纷评论这次政变。维克多·雨果写出《小拿破仑》一书，在这篇著作中，雨果对路易·波拿巴个人进行了一些尖刻和俏皮的攻击。但是他把事变描绘为偶然的晴天霹雳，是一种个人的暴力行为，无意中突出了路易·波拿巴的个人作用，反倒把这个小人物描绘成伟人了。蒲鲁东写出《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一书。在这本书中，他从纯历史必然性看待政变，忘记了路易·波拿巴的个人品质和阶级属性，这样蒲鲁东就犯了另外一种错误，就是把历史事变看成纯客观过程。这种观点为政变主人公作了历史辩护。马克思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历史唯心主义的。
马克思申明，自己写这篇著作的宗旨是，分析法国阶级斗争的总的形势如何使路易·波拿巴这样一个平庸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英雄角色。这就是说，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把历史客观过程和个别人物的主观因素结合起来，正确分析历史事变。
马克思希望自己的著作能够扫除德国流行的历史浅见。德国历史学界，不懂阶级斗争学说，把古代奴隶制社会的社会矛盾和斗争与当今的社会矛盾和斗争混为谈，随意把当代人的独裁统治冠之以凯撒主义。这种浮浅的理论充斥了史学界中。马克思认为，奴隶制社会的奴隶和奴隶主之间斗争有自己的特点，奴隶不是新生产方式的代表，阶级斗争只在少数自由富人与自由穷人之间进行。而在当代社会中，阶级斗争的物质经济条件与古代的截然不同，各阶级的代表人物之间的斗争，体现着阶级斗争本身。马克思欣慰地写下这样的结束语：“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倒塌下来。”（第688~689页）这个预言已经实现了。
（二）恩格斯写的第三版序言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一部天才的著作。当时，波拿巴政变像晴天霹雳一样震惊了整个政治界，但是没人能够正确理解它。紧接着这次事变之后马克思发表了《雾月十八日》一书，精妙地描绘了这幅图画，科学地分析了政变的性质和过程，表现出马克思卓越地洞察法国事变的能力。使这篇著作时隔多年还丝毫没有失去自己的价值。
马克思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马克思深知法国历史。和欧洲各国相比，法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每一次都能达到更彻底的结局；阶级斗争借以表现和进行的政治形式最为鲜明。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是典型的等级君主制国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彻底的，建立了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法国无产阶级在每次革命中都站到革命的前列，它对资产阶级坚决斗争为其他国家无产阶级树立了榜样。所以，马克思特别偏好地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和当前历史的一切细节。因此，事变发生以后，马克思得以应用已往的研究成果，洞察当前事变。
二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他理解法兰西历史事变的钥匙。恩格斯指出，马克思最先发现了重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第583页）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成功地检验了这个规律，驱散了人们对“政变”认识的迷雾，为我们留下一部不朽的著作。
（三）文章的第一部分
（l）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与以往社会条件的关系。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第585页）马克思的这段话，精辟地阐明了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人们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同时也就创造了人们自己活动的历熨条件，反过来人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社会历史条件，又制约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
第一，已有的历史条件对人们创造历史活动的制约性表现在，当人们在解决当代历史任务时，不得不召唤亡灵给予帮助。
当人们好像只是忙于创造自己和周围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人们总是请出亡灵。借它们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语言、演出世界历史进程的新场面。法国1848年革命就模仿1789年、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但是因为历史条件不同，各种模仿行动都有显著差别。在法国，为了建立资本主义社会，铲除封建桎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穿着罗马的盛装，在法国本土和欧洲大陆、创造了新的社会形态，造成了破除封建专制的社会环境。这个环境一旦形成，法国资产阶级一旦取得统治地位就把守卫过它们摇篮的罗马亡灵扔到九霄云外了。在英国，克伦威尔和英国人民，为了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曾借助于旧约书中的语言、热情和幻想，但是当它达到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以后，就亮出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旗帜。
由此，马克思得出结论说：“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务，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第586页）革命者召唤亡灵是积极的创造历史的活动。
第二、由于受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使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常常出现革命动机和革命结果之间的矛盾。
在1848年至1851年间，从二月革命中的共和派到打着拿破仑的旗号的路易·波拿巴止。整个法兰西民族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进运动，但是整个民族突然发现自己被拖回一个旧的时代，因为他们不能摆脱对拿破仑的追念，
法国二月革命对于旧社会是一个突然袭击，是一个意外事件，而法国人民则认为它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壮举，这次革命于
（2）从二月革命到波拿巴政变的历史阶段的划分。
为了具体研究三千六百万人的法国民族如何毫无抵抗地作了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的俘虏，马克思分析了从二月革命到波拿巴政变这一段历史。第一个时期，从
第二个时期，从
这一时期国民议会残酷镇压了巴黎工人六月起义。无产阶级六月起义失败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资产阶级形成了反对无产阶级的反革命大联合，而无产阶级方面却只有自己，敌我力量悬殊，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醉心于空想社会主义方案的各种试验，“即不去利用旧世界自身所具有的一切强大手段来推翻旧世界，却企图躲在社会背后，用私人的办法，在自身的有限的生存条件的范围内实现自身的解放，因此必然是要失败的”（第592页）。
马克思高度评价六月起义的伟大意义：第一，这次起义对无产阶级说来，它至少是带着不愧进行过世界历史性的伟大斗争的光荣而失败的。不仅法国，而且整个欧洲都被六月的地震所惊动。第二，法国工人六月起义的失败，揭示出资产阶级共和国同样是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的无限制的专制统治。
第三个时期从
（四）正文的第二、三、四、五、六部分
这五部分阐明了从1848年工人六月起义失败到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政变整个时期法国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状况。法国阶级斗争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平庸可笑的小人波拿巴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l）从六月工人起义失败到路易·波拿巴政变各党派之间的斗争与政权的更替。
法国1848年工人六月起义被镇压以后，资产阶级共和派掌握了法国议会、行政和军队的一切权力。这个集团实行敌视无产阶级、打击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孤立了自己，削弱了自己的力量。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制宪议会的最大成就就是编定出了一部资产阶级宪法。这个宪法承认普选权，而普选权所给予政治权力的那些阶级，正是资产阶级共和派敌视和打击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这样在
制宪议会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避难所，制宪议会在波拿巴总统和大资产阶级的巴罗内阁的打击下结束了最后残生。
1849年3月开始了立法议会的选举，结果秩序党取得了议会的大多数席位。秩序党一部分是奥尔良派，代表七月王朝的大金融贵族和大工业家。另一部分是复辟时期的正统派，即波旁派，这两派都是名副其实的保皇党。立法议会选举中，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山岳党人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是一支抗衡秩序党的力量。开始秩序党掌握了立法议会、内阁和军队等全部国家权力。它运用自己的权力镇压山岳党人和小资产阶级的反抗，成为
波拿巴政变成功，也有它的主观因素。他出身流氓无产者，利用他的秘密流氓组织“
（2）法国1848年革命特点和物质生活条件对政治生活的决定作用。
马克思认为，法国1848年革命和1879年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相比，有着不同的特点。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这些党派中的每一个党派，都是以更先进的党派为依靠。每当某一个党派把革命推进得很远，以致它既不能跟上，更不能领导的时候，这个党派就要被站在它后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开并且送上断头台。革命就这样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第607页）而1848年的革命则与此相反，“每个党派都向后踢那挤着它向前的党派，并向前伏在挤着它后退的党派身上。无怪乎它们在这种可笑的姿势中失去平衡，并且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鬼脸，奇怪地跳几下，就倒下去了。革命就这样沿着下降的路线行进”（第608页）。革命开倒车的最后结果，为波拿巴恢复帝制造成了客观形势。
马克思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阶级斗争是在物质利益的对立基础上进行的。马克思运用这个观点，分析了无产阶级的经济状况和阶级利益，说明无产阶级是彻底革命的阶级；分析了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经济状况和阶级利益，说明它们革命的软弱性和动摇性最终造成失败的结局；同时也分析了资产阶级共和派，它代表中小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的失败固然出于其反劳动人民的本性，另外和法国工业发展不充分有直接关系。在分析秩序党时，马克思首先分析这个党所代表阶级的经济关系，又分析了秩序党内奥尔良和正统派利益的对立。马克思说：“这两个集团彼此分离决不是由于什么所谓的原则，而是由于各自的物质生存条件，由于两种不同的占有形式；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旧有的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间的竞争。”（第611页）当然两个王朝间的信条和个人恩怨、偏见、忧虑、幻想、感情和原则都是使两者分离的力量。但是，这些情感、幻想、思维方式和世界观又是被当事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这样，马克思得出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结论：“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第611页）
马克思认为，坚持阶级分析原则，还应该注意“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词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第612页）。
（五）文章的第七部分
分析法国阶级状况，阐述工农联盟的思想和无产阶级的国家观。
（l）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招致自身的失败，使无产阶级对议会共和国的倾覆持消极态度。
第一，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招致自身的失败。1848年2月革命，出现了“社会共和国”，工人六月起义以后，在资产阶级的屠刀下，社会共和国埋葬在无产阶级的血泊之中；接着所谓民主共和国登上了舞台，它在
第二，无产阶级对待资产阶级议会共和国倾覆的消极态度，完全可以在资产阶级议会共和国对待无产阶级的态度中得到说明，无产阶级对1848年6月事变，1849年6月事变和1850年5月事变的记忆犹新，他们丝毫不愿在资产阶级山岳党的旗帜下作战。而如果在波拿巴倾覆资产阶级政权的法令生效之前，无产阶级便行动起来，这个资产阶级议会便会协同军队镇压无产阶级，造成第二个六月的失败。出于对资产阶级反动本性的认识，出于自己领袖被捕的无首状况，无产阶级群众没有行动起来反对
(2)对资产阶级国家本质的科学分析，阐明不断革命思想和无产阶级的国家学说。
对于法国
马克思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法国革命所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庞大国家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50万人的官吏队伍和50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体，是在君主专制时代产生，同时它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在以后的历届政府的更替发展中使国家权力更加集中，使它的职能更加多样和复杂。马克思说：“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那些相继争夺统治权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胜利者的主要战利品。”（第676页）而在各时期，国家的官僚虽力求达到个人专制，“但它终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第676页）。
（3）对法国农民的阶级的和历史的分析，阐述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农联盟思想。
马克思认为，波拿巴王朝是农民的王朝。为了说明农民对波拿巴王朝的意义，马克思对农民的历史状况和现实状况进行了阶级分析。
法国农民人数众多，他们生活条件相同，彼此间没有多种多样的联系，生产规模狭小，自给自足。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它们之所以形成一个阶级，是因为他们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它们又没有形成一个阶级，由于他们之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没使他们彼此形成任何共同关系，没形成任何全国联系，没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因此，他们不以自己的名义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一定要别人来代表和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小农的政治影响是使行政权力支配社会。
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失去的福利送还给他们。这样波拿巴就在农民的支持下成了法国皇帝。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他们力求保持以往的生活条件，拘守旧的制度和期待帝国幽灵来拯救自己。1848年2月革命以后，议会制共和国的严酷统治，使一部分法国农民有了革命要求，而每当他们的革命热情被发动起来的时候，资产阶级就把他们用暴力镇压下去。他们以暴力加强了农民对波拿巴帝国的信赖。资产阶级对待农民革命运动的态度是：“当群众墨守成规的时候，资产阶级害怕群众的愚昧，而在群众刚有点革命性的时候，它又害怕起群众的觉悟了。”（第679页）
从拿破仑以来，法国发生很大变化，农业日益恶化，农民负债日益增加，拿破仑给他们造成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起初是他们解放和富裕的条件，现在变成受奴役和贫穷化的法律条文了。小块土地所有制经济发展根本改变了农民对社会其他阶级的关系。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农民的小块上地经营制补充了城市中的自由竞争和大工业，那时农民对封建制度和贵族统治普遍反对，是资产阶级对抗封建统治的自然堡垒。到了19世纪30年代，资产阶级站稳了脚跟，农民已成为资产阶级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的对象，在资本的摧残下，农民破产贫困，他们的利益和资产阶级有不可调合的对立。因此，马克思提出建立工农联盟的思想，他说：“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第681页）
（4）陈旧的拿破仑观念和波拿巴王朝的命运。
波拿巴继承的拿破仑观念，使波拿巴走上与农民利益相对抗的歧途。波拿巴必须维护的“拿破仑观念”中的第一观念就是用法律固定农村居民小块土地所有制，而到现在小块土地所有制已是农民破产和贫困的根镣；波拿巴继承和维护的第二个“拿破仑观念”是用赋税刺激农民发展副业的手段，而现在赋税成了这些副业失去最后资源，失去抵御贫困化的可能性；另一个“拿破仑观念”是作为政府工具的教士统治。农民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是相信宗教的，但是在他们生活日下，社会动荡的情况下，他们就会起来反对宗教。最后一个登峰造极的“拿破仑观念”是军队压倒一切，军队曾经是农民的光荣，但是当军队本身变成流氓无产者败类而充当圈捕农民的英雄时，农民就把它当成强盗而痛打它了。马克思指出：“一切‘拿破仑观念’都是不发达的、青春年少的小块土地所抱的观念”。（第683页）。“拿破仑观念”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是一定社会存在的产物，在产生出来以后，就象幽灵的魂魄对以后发生影响。农民不会永远受“拿破仑观念”的迷惑，在现实教育中也会跃出“拿破仑观念”。
波拿巴想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式的恩人，可是各阶级的对立和矛盾，使他自己处于与一切阶级对立和冲突之中。马克思预言：“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倒塌下来。”（第688~689页）这个预言最后实现了。
意义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总结欧洲1848年革命的重要著作。在这篇著作中，马克思验证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提供了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分析历史事件的典范。
这篇著作丰富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用生动历史事实证明，社会的经济关系决定社会的政治关系和阶级结构；阶级斗争是基于物质利益进行的；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等。阐明了群众、阶级和政党之间的关系，丰富了无产阶级的国家学说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原理。这篇著作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论述了革命的物质经济根源，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不断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的革命同盟和工农联盟问题。
这篇著作也是科学的史学著作，它用翔实的材料，分析了路易·波拿巴政变成功的客观因素和个人作用，把历史过程的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有机结合起来。
总之，这篇著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有着巨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