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简介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简介

(1875年4月—5月初），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历史背景

《哥达纲领批判》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纲领性文献。这部著作马克思写于1875年，发表于1891年，原题为《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德国工人党纲领就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爱森纳赫派同拉萨尔派合并时草拟的纲领。这个纲领草案是一个极其糟糕的机会主义纲领，在1875年5月哥达召开的两派合并的代表大会上，这个草案只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就通过了。马克思对草案的批判，也就是对通过后的纲领的批判，因此称为《哥达纲领批判》。

（一）写作的历史背景

19世纪上半期的德国，处于封建统治之下，政治上四分五裂。19世纪60年代，德国的资本主义工业也有所发展。在莱茵河中游地区发展了金属工业。在萨克森、西里西亚等地发展了纺织工业．不少地方开始使用机器生产。水陆运输也有显著的发展。德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逐步成长壮大，并形成了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

根据当时德国的经济、政治情况，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封建统治，消除封建割据，实行全德统一，以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是当时摆在德国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全体劳动者面前的历史任务。但是由于德国资产阶级非常害怕工人运动的发展，因而同封建势力妥协，宣扬劳资合作和崇拜普鲁士王朝等思想来腐蚀工人阶级的意志，以削弱工人运动。因此，在德国工人运动中滋长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潮。到了19世纪60年代末，德国工人运动由于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原则的分歧，形成了两个对立的派别：一个是拉萨尔派，一个是爱森纳赫派。拉萨尔派是机会主义派别。其领导人是拉萨尔（1825~1864），出生于德国犹太富商家庭，是庸俗的民主主义者。他自称为马克思的学生，但实际上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862年参加工人运动，先后抢出了《工人纲领》和《公开复信》等小册子。宣扬通过“普选权”和“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来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暗中与德国宰相俾斯麦勾结，1863年5月被选为“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同年7月，他向俾斯麦表白：“劳动者本能地倾向于独裁统治”“他们很愿意拥戴国王为社会统治的天然工具。”并秘密接受俾斯麦的津贴。1864年8月，为了争夺一个女人，与罗马尼亚贵族决斗而丧命。他死以后，他的信徒贝·施韦泽和哈森克莱维尔等人先后领导“全德工人联合会”，继续推行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路线。另一派是爱森纳赫派。它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成长起来的。威廉·李卜克内西，奥古斯特·倍倍尔是主要领导人。这一派曾积极参加“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筹建工作，并在“全德工人联合会”里与拉萨尔及其信徒进行斗争。1867年退出“全德工人联合会”，参加第一国际。1869年在爱森纳赫城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并制定了社会民主党纲领。纲领以第一国际共同章程的精神为指导，提出坚决反对当时德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提出政治自由是劳动阶级经济解放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宣布自己是“国际的一部分”，以国际的目的为目的。由于在爱森纳赫城成立的，所以称为爱森纳赫派。

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在一系列理论和政治问题上存在着原则的分歧：

第一，对待德国统一问题。拉萨尔派完全拥护普鲁士王朝宰相俾斯麦的自上而下的统一，靠俾斯麦的“铁血手段”来建立统一的君主专制国家。爱森纳赫派则主张自下而上的人民革命，推翻各邦的君主专制，建立全德共和国，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条件。

第二，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拉萨尔派宣扬“依靠国家帮助”建立全产合作杜，实现社会主义。爱森纳赫派则主张推翻地主资本家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治统治，实现社会主义。

第三，对待第一国际的态度。拉萨尔拒绝参加第一国际，并阻挠工人参加第一国际的活动。爱森纳赫派则积极参加第一国际的活动。

第四，对待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问题。拉萨尔派在国会投票赞成俾斯麦的军事顶算，支持1870年普法战争和武装镇压巴黎公社起义，爱森纳赫派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普鲁士王朝对法国的侵略和武装镇压巴黎公社起义，等等。

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以后，德国实现了统一，建立了德意志帝国。它是容克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是一个军事专制帝国。

德国统一以后，随着国内市场的形成和行政法律制度的划一，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前提。19世纪70年代完成了工农业资本主义化。无产阶级队伍更加迅速壮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更加激化。1873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席卷了德国，从而加剧阶级矛盾。工人阶级反对俾斯麦的反动政策和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更加高涨。当时的德国政府为了镇压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疯狂迫害工人阶级组织及其领导人。1872年以“叛国罪”判处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徒刑。面对敌人的镇压，工人群众越来越感到队伍团结的重要性。为此，爱森纳赫派多次建议两派合并，但却遭到拉萨尔派的拒绝。

由尹爱森纳赫派执行正确的路线，在工人中的威信迅速提高，越来越多的工人站到爱森纳赫派这一边来。拉萨尔派由于执行机会主义路线，逐渐失去工人群众的信任，濒于瓦解。1869年他们控制的会员35 000人，到1871年只剩下4 200多人。原来他们曾多次拒绝爱森纳赫派的和解或合作的建议，而1873年以后却一反常态，高喊“团结”，主动向爱森纳赫派提出要求合并。恩格斯给倍倍尔信指出：“既然这些先生们现在自己来谋求和解，那他们一定是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了。”（第320页）紧接着1871年10月两派开始协商合并事宜，并决定于1875年5月22日在哥达举行党的统一代表大会。

在什么基础上实现统一？这是给爱森纳赫派提出的尖锐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关心德国工人运动的团结和统一。并为此而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鉴于当时机会主义思潮远远没有肃清，因而建立统一的工人党的条件尚未成熟。所以，马克思提出：“那就干脆缔结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行动协定。”（第296页）并指示爱森纳赫派声明“决不拿原则做交易”（第296页）。恩格斯给倍倍尔信时指出：“是否合并要看他们有多少诚意放弃他们的宗派口号和他们的‘国家帮助’，并基本上接受1869年的爱森纳赫纲领或这个纲领的适合目前情况的修正版。”合并的第一个条件是“他们不再做宗派主义者，不再做拉萨尔派”。（第320~321页）但是，李卜克内西热衷于合并，未听进这些劝告。背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拉萨尔派的头目哈森克维尔共同起草了渗透拉萨尔派机会主义观点的纲领草案，即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1875年3月l日分别在两派的报上同时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了以后十分气愤，指出，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会使党精神堕落的纲领。”（第296页）“差不多每一个字都应当加以批判。”（第325页）恩格斯严肃地说“马克思和我永远不会承认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新党”。（第325页）4月至5月初，马克思抱病写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此即《哥达纲领批判》，希望爱森纳赫派领导人能认识错误，加以修改。但李卜克内西根本听不进去，纲领草案略加修改以后，于1875年5月，在哥达城召开的合并大会上通过了。

（二）《哥达纲领批判》发表的历史背景

《哥达纲领批判》是1891年，即15年后由恩格斯单独发表的。为什么当时不立即发表？为什么15年后才发表？

一方面是由于李卜克内西等人对批判极为不满，千方百计地加以封锁和阻挠。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尽管纲领存在着严重的错误，但两派合并以后，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领导和帮助下，德国工人运动仍然得到发展。在实践中，不仅德国工人阶级把它作为战斗的旗帜，而且它的敌人也未能识别纲领中的问题，反而把它当做真正的共产主义纲领来对待。正如恩格斯指出：“幸而这个纲领的遭遇比它应该有的遭遇要好些。工人、资产者和小资产者在其中领会出它本来应该有但现在却没有的东西，任何一方面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想到去公开分析这些奇怪的词句中任何一句的真实内容，这就使我们可以对这个纲领保持沉默。”[①]又说“资产阶级新闻界的蠢驴们没有这样做，反而以非常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这个纲领，领会出其中所没有的东西，并做了共产主义的解释。工人们似乎也是这样做的，仅仅由于这种情况，马克思和我才没有公开声明不同意这个纲领”[②]然而，在内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这表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1891年，情况就不同了。形势迫使恩格斯不得不发表它了。“如果我还不发表这个与这次讨论有关的重要的——也许是最重要的——文件，那我就要犯隐匿罪了。”（第293页）15年后发表这个文件是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

从德国国内情况看，1875年两派合并以后，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下，经广大党员的努力，德国工人运动获得迅速的发展。1877年，党员发展到3.5万人，在这一年的国会选举中获得近50万张选票，1874年增长36%，这种情况引起了敌人的恐惧和敌视。1878年，俾斯麦借德皇威廉一世被刺事件，解散了国会，又由新的国会通过了“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即“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行白色恐怖，镇压工人运动。把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俾斯麦的高压政策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党的领导人面对敌人的突然袭击惊慌失措。党中央委员会和国会党团竟声明自行解散，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乘机蠢动起来。以伯恩斯坦等人为代表的机会主义分子纠合在一起，宣扬投降主义路线，主张把党变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以杜林份子莫斯特等人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组成盲动主义集团，鼓吹“立即革命”，以此暴露党的力量，毁灭党。

但是，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却自动建立秘密组织，开展反迫害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挺身而出，支持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的斗争，鼓舞他们坚定信心，并为党制定了正确的策略。由于广大工人群众的斗争（公开和秘密的），俾斯麦眼看高压政策不成，就采取软的手法。1878年10月取消“反社会党人法”，实行所谓“自由主义政策。在敌人软硬兼施的诱惑下，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复活起来。以福尔马尔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公开美化资产阶级，吹捧“自由主义”政策的“进步性”，鼓吹社会主义者只要进行宣传教育，争取更多的选票和议席，就可以“和平”实现社会主义。党的个别领导人也大谈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具有可能性。这股思潮严重影响了德国工人党的战斗堡垒作用，并引起思想上的混乱。

同时，1890年10月，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哈雷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大会决定由李卜克内西拟订一个新的纲领草案，供次年在爱尔福特召开的党代表大会讨论，以代替《哥达纲领》。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李卜克内西对《哥达纲领》的错误有所认识，但很不彻底。而且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耿耿于怀，并企图翻案。在他起草的报告中，“一方面把抄自马克思手稿的东西放肆地当作自己的加以利用，一方面不指名地针对这份手稿进行攻击。”[③]这表明，围绕《哥达纲领》的斗争还未停止。根本理论的分歧还未解决。为了同党内日益滋长的机会主义思潮作斗争，为了揭露拉萨尔派的真实面目，肃清其影响。也为了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争取在下一届代表大会能通过一个科学的共产主义纲领，恩格斯经过曲折斗争，迫使考茨基于1891年l月31日在《新时代》杂志第一卷第十八期将《哥达纲领批判》发表。

恩格斯认为，党经过几年的考验比较成熟了，“会经受得住这种在十五年前使用的直率的语言”。[④]并指出：“此文在正式机关报上转载，会使我们敌人的进攻锋芒减弱，也使我们能够这样讲：请看，我们是怎样自己批评自己的，我们是唯一能够这样做的政党．你们也这样试试看吧！”[⑤]

恩格斯公开发表《哥达纲领批判》还有国际上的背景。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失败以后，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时期。国际工人运动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它带有‘和平’性质，没有发生革命，西方结束了资产阶级革命。东方还没有成熟到实现这种革命的程度”，“西方进入了为未来变革的时代作‘和平’准备的阶段。”[⑥]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下，欧洲各国和美国的无产阶级都建立了自己的政党。1864年成立了第一国际。1883年马克思逝世以后，各国工人党在恩格斯帮肋下于1889年成立了第二国际。在新的形势下，统治阶级也改变了斗争策略，利用高额利润收买工人贵族。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给工人一点合法权利。资产阶级策略的改变使得第二国际一些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普遍滋长起来。恩格斯公开发表《哥达纲领批判》，正是为了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日益滋长的机会主义思潮进行斗争的需要。

基本内容

《哥达纲领批判》即《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一文，共分四大部分。一、二部分是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方面进行论述和批判。三、四部分是从上层建筑方面进行论述和批判。下面分四大部分介绍其基本观点。

（一）

这一部分的中心是关于经济基础问题。共分五个小节，批判《纲领》五个条文。

1．《纲领》提出：“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而因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中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298页）

这一条文有以下错误。

第一，“劳动是一切财富和文化的源泉”，这一概念是反科学的。

马克思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第298页）科学的概念是“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第298页）劳动是劳动力的使用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第298页）但劳动必须有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如工人劳动必须有机器、厂房、原料等。农民要劳动也必须有土地、农具、种子和肥料等，不然，劳动就是一句空话。当然，也就创造不出财富来。所以，马克思说，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源泉这句话，只是“在劳动具备相应的对象和资料的前提下是正确的”。（第298页）而纲领回避了劳动的物质条件而空谈劳动，是不符合实际的。理论上是反科学的。

马克思还指出：把劳动看作不依赖自然界即物质条件就能创造财富的观点是资产阶级的观点。

第二，劳动是一切财富和文化的源泉这句话的要害是回避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企图掩盖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受剥削的根源。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只有一个人一开始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作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才成为财富的源泉。”（第298页）在阶级社会里，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都是被一定的阶级占有，都离不开所有制问题。1875年的德国，生产资料是被容克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占有，劳动人民一无所有，劳动者为了生活才不得不忍受剥削者的剥削。所以，物质条件被地主、资产阶级占有，这是劳动人民受剥削的根源。正如马克思深刻指出的那样：“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另一些已经成了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生存。”（第298页）无产阶级要摆脱剥削和贫困，就必须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应明确提出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问题。但《纲领》抽象地说“劳动是一切财富和文化的源泉”，而回避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一根本问题，从而掩盖资本主义制度下广大劳动者受苦受难的根源，这是对无产阶级的背叛。

第三，《纲领》的结论同前提是矛盾的，其目的是维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

马克思指出：“因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所以社会中的任何人不占有劳动产品就不能占有财富。因此，如果他自己不劳动，他就是靠别人的劳动生活，而且也是靠别人的劳动获得自己的文化。”（第299页）这样的结论才是正确的。但《纲领》没有这样做，而是借助于“因而”这个转折词引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中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第299页）的结论。这个社会一切成员当然包括劳动的剥削者。所以，马克思指出：“这个论点在一切时代都被当时的社会制度的先驱提出过。”（第299~300页）第四，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的同时，进一步阐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性。

马克思指出：“随着劳动的社会性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劳动之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劳动者方面的贫穷和愚昧，非劳动者方面的财富和文化也发展起来。”（第300页）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两极分化。一边是劳动者方面贫穷、愚昧的积累；另一边是资产者的财富和文化的积累。“这是直到目前的全部历史的规律”（第300页）马克思指出了无产阶级起来进行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为“在现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怎样最终创造了物质的和其他的条件，使工人能够并且不得不铲除这个历史祸害。”（第300页）

2．《纲领》提出，“在现代社会，劳动资料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由此造成的工人阶级的依附性是一切形式的贫困和奴役的原因。”（第301页）马克思首先揭露《纲领》篡改了国际章程的提法。

国际章程是“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在那里是这样写的：“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⑦]“国际章程”所指的“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既包括资本家阶级也包括地主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垄断。而《纲领》却篡改为“在现代社会中，劳动资料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只提资本家阶级，不提地主阶级。这在当时的德国，这样的《纲领》是把贵族地主阶级排除在革命对象之外。

“国际章程”的论断是正确的。因为，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即使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如当时的美国，地上仍然垄断土地，“资本家甚至多半不是他的工厂所在的那块土地所有者”。（301）当时的德国更加落后，地主阶级还掌握着政权，他们代表着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是极端的反革命派。所以，无产阶级革命既要反对资产阶级，又要反对地主阶级。但《纲领》篡改了“国际章程”的观点，接受了拉萨尔的思想，只反对资本家，而不反对土地所有者，这是十分荒谬的。

《纲领》为什么不反对地主阶级呢？马克思指出，“是因为拉萨尔由于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仅仅攻击资本家阶级，而没有攻击土地所有者。”（第301页）这就是拉萨尔和他的信徒早已投靠了德意志帝国。

3．《纲领》提出：“劳动的解放要求把劳动资料提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要求集体调节总劳动并公平分配劳动所得。”（第301页）

这一节重点批判上述条文兜售的“分配决定论”，并进而阐明了社会主义总产品分配原理和按劳分配原则。下面分三个问题进行分析。

第一，对《纲领》鼓吹的公平分配进行批判。

在分配问题上，《纲领》的错误是兜售拉萨尔的“公平分配”、“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等观点。

“公平的”分配，“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按照平等权利属于一切社会成员，这是拉萨尔的分配观。其要害是“在所谓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第306页）颠倒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与分配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谓“公平”和“平等”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不仅决定不了经济基础，相反，它本身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正如马克思指出，“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的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从经济关系中产生出法的关系吗？”（第302页）另外，法权观念是有阶级性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认为，按资分配是很公平的，但在无产阶级看来，在生产资料归资本家占有的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实现公平分配的。所以，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关于“公平”分配的论调都是骗人的。

“公平的”分配是十分反动的理论。

在拉萨尔看来，资本主义制度是好的，就是分配不太公平。把分配制度改良一下，搞点所谓公平分配就可以了。这就暴露了“公平的”分配鼓吹者的实质是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

《纲领》中“把劳动资料提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这一句话也是公平分配论者的本质的自我露暴。因为所谓提高（不是变革），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提高，这样资本主义私有制就永存了，剩下的只能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搞点公平分配就够了。

在揭露了“公平分配”论的实质之后，马克思进一步阐明了生产决定分配的原理。

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第306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掌握在地主、资本家手里，这就决定了产品的按资分配形式，劳动者只能得到维护劳动力再生产的生活资料。要改变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的分配关系，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这是正确的结论。

第二，阐明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原理。马克思指出：“‘劳动所得’这个用语首先理解为劳动的产品，那么集体的劳动所得就是社会总产品。”（第302页）

“劳动所得”怎样进行分配呢？

《纲领》鼓吹：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劳动者都应得到“不折不扣”的拉萨尔的“劳动所得”。

“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是错误的，马克思指出，在未来社会里，社会总产品的分配是有折有扣的。社会总产品进入个人消费之前要进行6项扣除：

第一，用来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

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

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

以上三项扣除是“用于生产的，在经济上是必要的，至于扣除多少，应当根据现有的物资和力量来确定，部分地应当根据概率计算来确定。”（第303页）

余下部分在进入个人消费之前，还得进行扣除：

第一，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马克思指出：“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一开始就会极为显著地缩减，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第303页）

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马克思指出：“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一开始就会显著地增加，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长。”（第303页）

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

这里应当注意的是马克思对于第一、第二两项扣除的说明。以上六项扣除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正如马克思指出：“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利益。”（第303页）

第三，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消费品的按劳分配问题，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着重阐明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个人消费的按劳分配原则。

（1）阐明了实行按劳分配的必然性：

马克思指出：“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他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公共基金而进行的劳动），他根据这张凭证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第304页）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里，个人消费的按劳分配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旧社会脱胎出来，因而在经济、道德和精神等方面都不成熟所决定的。

（2）阐明了按劳分配的进步性。

马克思指出：“显然，这里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第304页）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但同私有制条件的等价交换原则相比有根本区别：一是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二是原则和实践不再互相矛盾。体现了按劳分配的进步性和优越性。

从内容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所通行的等价交换原则，反映的是私人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在资本主义下，劳动力也成为商品。所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反映的是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关系。在等价背后是不同资本集团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关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除了个人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财产。所以按劳分配所通行的等价交换原则，反映的是劳动者之间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内容，不再是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它否定剥削，是分配制度上的巨大变革。从形式看，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要通过市场，借助货币形式。而按劳分配的等价交换不再通过市场，也不采取货币形式，而是凭借证书，即劳动券来实现的。这是马克思当时的设想。

从原则和实践的关系看，在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所通行的等价交换原则下，由于竞争和供求关系的影响，等价交换只存在于平均数中，并不存在于商品交换中的每一个个别场合。在实践上，有的场合价格高于价值，有的场合价格低于价值。所以，原则上是等价，但在实践上并不都是等价的。但按劳分配所通行的等价交换原则，由于采取劳动券形式，不受供求关系的影响，所以，每一个劳动者向社会提供的一定形式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在这里，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相交换，在原则和实践不再相互矛盾了。

以上就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阐明的按劳分配的历史进步性。同现实生活相比，马克思设想的情况，有些已发生了变化。如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按劳分配是通过劳动券来实现的，而当前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商品货币关系，还是市场经济。所以，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它只能通过商品、货币关系来实现。这是当前研究按劳分配实现形式时应当注意的。尽管如此，马克思讲的按劳分配的等价交换所体现的内容同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所体现的内容是有本质区别的。这一点正是按劳分配的本质。所以，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实现按劳分配形式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按劳分配所体现的经济关系的本质。

(3）阐明了按劳分配的局限性。

马克思指出：“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第304页）因为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仍然是有形式上平等、事实上不平等的特征。“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第305页）以个人能力高低、劳动的强弱为条件，分配消费品，必然会出现事实上的不平等。马克思指出：“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第304~305页）得到的报酬就多一些，富裕一些；同样，“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因此，在提供的劳动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基金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第305页）这就是说，等量劳动取得等量报酬的平等权利下，对不同劳动者会形成事实上的不平等，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式的权利”，也就是按劳分配的平等权利的局限性。

怎样正确认识和对待这种不平等呢？

马克思深刻指出：“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第305页）这就是说，实行按劳分配不承认阶级差别，但默认人的能力高低，劳动贡献大小的差别。因而，就要承认每一个劳动者之间由于劳动能力和具体的生活条件的差异，所形成的实际生活的不平等。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4）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第305~306页）

4．《纲领》提出：“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对它说来，其它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第306页）

这一节着重批判《纲领》混淆敌友界限的谬论。主要内容如下：第一，揭露《纲领》所谓“对它说来，其它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完全是从拉萨尔那里抄来的错误观点。

第二，批判《纲领》粗暴地歪曲《共产党宣言》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各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时指出，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它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但从没有说过，其它阶级都是反动的一帮。

对资产阶级来说，也不能说它一开始就是反动的一帮。在反对封建主斗争中，它们是当做革命阶级来对待的。而小资产阶级，尤其是农民，则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1874年的帝国国会选举，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还同小资产阶级政党结成联盟，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使党在国会中的议席由一个增加到六个。事实说明，《纲领》的观点是十分荒谬的。

第三，揭露《纲领》粗暴地歪曲《共产党宣言》的政治目的，“是为了粉饰他同专制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这些敌人结成的反资产阶级联盟。”（第308页）

《纲领》鼓吹的对工人阶级来说，“其它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其要害是使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这是反动的谬论。

5．《纲领》提出：“工人阶级为了本身的解放，首先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同时意识到，它的为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所共有的那种努力必然产生的结果，将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第308页）这一节着重揭露《纲领》所散布的拉萨尔的最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背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错误。

第一，揭露《纲领》追随“拉萨尔以最狭隘的民族观点来对待工人运动”，公开背叛《共产党宣言》的国际主义思想。

《共产党宣言》曾经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在形式上是民族的，它首先必须在本民族、本国的范围内组成一个阶级，它直接的斗争舞台是在本国，同时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在内容上则是国际性的，即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都应当是国际无产阶级反对国际资产阶级的斗争。事实上，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在经济上处于“世界市场的范围内”，在政治上处于世界“国家体系的范围内”。各国反动派也已经联合起来，镇压国际工人运动。俾斯麦的“国际的政策”（第308页）就是一例。1873年，在俾斯麦倡议下，组成的德、俄、奥三个帝国的同盟，目的在于共同镇压工人运动。所以，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消灭一切剥削制度，解放全人类，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但《纲领》根本不提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义务，把工人阶级的共同支援只归结为“意识到”“共有的意图”而已。

第二，揭露《纲领》关于“各民族兄弟联合”这一口号的本质，马克思指出：各民族的兄弟联合这句话，“是从资产阶级的和平和自由同盟那里抄来的”，是资产阶级的口号。民族是划分为阶级的。《纲领》用这个概念来偷换“各国工人阶级在反对各国统治阶级及其政府的共同斗争中的国际兄弟联合”这一革命的概念。《纲领》草案被马克思批判之后，偷偷改为“一切人的兄弟联合”这一修改更暴露了《纲领》的虚伪性，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货色。

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马克思在批判《纲领》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同时，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即各国工人阶级的国际活动绝对不依赖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存在，“国际工人协会”只是为这种活动创立一个中央机关的第一个尝试。这就是说，各国无产阶级应积极地开展革命斗争，要根据自己本民族的特点进行活动。

（二）

这一部分内容重点是批判拉萨尔的所谓“铁的工资规律”。《纲领》提出：“德国工人党从这些原则出发，争取用一切合法手段建立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废除工资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和——任何形式的剥削，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第309页）马克思首先对所谓“铁的工资规律”进行批判。

第一，马克思揭露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是凭空捏造出来的。

什么是“铁的工资规律”？拉萨尔宣称“在劳动的供求的支配下，决定着工资的铁的经济规律是这样的：平均工资始终停留在一国人民为维持生存和繁殖后代按照习惯所要求的必要的生活水平上”。他认为工人的日工资总是在平均工资周围摆动，而决定工资变动的，是人口增加或减少，即人口增加就会引起工资下降，工资下降到一定的水平，又会引起人口减少，工资又可以上升，如此循环，毫无出路。这种所谓“铁的工资规律”纯粹是拉萨尔捏造出来的。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早就有详尽的论述。证明工资的变化是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产业后备军的伸缩性，劳动生产率高低，劳动时间的长短，物价和税收等密切相关的。所以恩格斯指出：“调节工资的各种规律非常复杂”，“绝对不是铁的，反而是很有弹性的”（第322页），而《纲领》用所谓“废除工资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作骗术，以达到承认和宣扬“铁的工资规律”的目的。

马克思指出，应当废除的是“雇佣劳动制度”，因为它才是无产阶级贫困的真主根源，资本主义工资是由它决定的，如果雇佣劳动制度废除了，资本主义的工资制度也就自然而然地废除了，“不管这些规律是‘铁的’还是海绵的”。（第310页）

第二，马克思揭露和批判“铁的工资规律”的理论基础是反动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所谓“铁的工资规律”并不是拉萨尔的创造．马克思明确指出：“没有一样东西是拉萨尔的”，全是抄来的。“铁的”一词是从歌德《神圣的》一首诗中抄来的。而“铁的工资规律”的论据又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所以，马克思指出，如果接受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那末“我就不得不连同他的论据一起接受下来。”（第310页）

第三，马克思在批判所谓“铁的工资规律”的同时，进一步阐明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工资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和工资理论，阐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工资的本质，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这些理论已经在德国党内传播愈来愈给自己开辟道路的时候，而《纲领》却提出“铁的工资规律”，从而倒退到拉萨尔的教条那里去了。这当然是“令人气愤的退步”。马克思对这一背叛行径进行深刻批判，并进一步阐明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工资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

（1）马克思指出：“工资不是它表面上呈现的那种东西，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而只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掩蔽形式。”（第310页）这是因为，工人出卖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因为劳动本身不是商品，只有劳动力才是商品。表面上资本家按照劳动时间或产品数量支付工资，这是一种假象，好像工资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好像是工人的全部劳动的报酬．从而掩盖了工资的本质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其实，工人的劳动创造的价值比工人得到的工资大得多，这个超出工资的部分就是剩余价值。这是资本家剥削的秘密。

（2）马克思指出：“雇佣工人只有为资本家（因而也为同资本家一起分享剩余价值的人）白白地劳动一定的时间，才被允许为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劳动，就是说，才被允许生存”（第17页）这就是雇佣劳动的实质。

（3）“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中心问题，就是用延长工作日，或者用提高生产率，增强劳动力的紧张程度等等办法，来增加这个无偿劳动”。（第310~311页）

（4）“雇佣劳动制度是奴隶制度，而且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愈发展，这种奴隶制度就越残酷，不管工人得到的报酬较好或是较坏。”（第311页）马克思指出，自拉萨尔死后，上述见解早已在党内开辟了道路，可是《纲领》的起草者竟然倒退到拉萨尔的教条那里去。他们不提消灭雇佣劳动制度，而在工资问题上打转转，这就好像在奴隶起义时，“一个为陈旧观点所束缚的奴隶竟要在起义的纲领上写道：奴隶制度要废除，因为在奴隶制度下，奴隶的给养最多不能超过某个、非常低的标准！”（第311页）以此来讽刺《纲领》不提废除雇佣劳动制度，而要废除铁的工资制度。

（三）

这一部分的中心是关于暴力革命问题。

《纲领》提出，“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德国工人党要求在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下，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在工业和农业中，生产合作社都必须广泛建立，以致能从它们里面产生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的组织。”（第311页）

马克思重点批判《纲领》“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路线。主要是：

第一，批判《纲领》“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的谬论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解决社会问题只能靠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但是《纲领》却提出“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以实现社会主义。这是拉萨尔对地主资产阶级及其国家的幻想，似乎“靠国家贷款能够建设一个新社会，就像能够建设一条铁路一样！”（第312页）实质上是叫工人阶级不要反对德意志意图，把自己的解放寄托在封建军事专制国家的帮助上。

另外《纲领》提出把“国家帮助，置于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之下，这就更加暴露了《纲领》制造者为反动政府效劳的嘴脸。马克思指出：第一，当时德国的“劳动人民”大多数是农民而不是无产者。第二，“民主的”这个词在德文里意思是“人民当权的”。而当时德国的劳动人民在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德意志国家里，是受剥削受压迫的阶级，那能说得上什么当权呢。如果他们提出这种要求，这本身就说明：他们“既没有当权，也没有成熟到当权的程度”。这样又怎么谈得上“监督”呢？所以“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是一句骗人的鬼话。

第二，马克思进一步揭露拉萨尔的“依靠国家帮助”是从法国天主教共和主义派头目毕舍那里抄来的，目的是瓦解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

毕舍是法国天主教社会主处思想家，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圣西门的门徒。他在路易―非力浦执政时期（1830~1848），为了对付当时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曾提出由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以实现社会主义的谬论，来欺骗工人群众，与法国社会主义者争夺群众。他这一主张曾被《工场》刊物广泛宣传。拉萨尔从毕舍那里抄袭这一口号，其目的是为了反对工人运动，而《纲领》却贩卖拉萨尔的货色，说明爱森纳赫派完全丧失了原则，同拉萨尔派同流合污了。

第三，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合作社的态度。

生产合作社，在资本主义社会确实存在过。它的出现是小生产为反对资本家的吞并而成立的实行自卫的经济联合。后来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也组织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想以此来摆脱资本主义剥削，求得解放的药方。马克思指出，在英国，合作社的种子是罗伯特·欧文播下的，它的意义在于用事实证明：雇佣劳动只是一种暂时的过渡的形式。没有资本家，社会生产也能顺利进行。但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改良主义者把它作为改造资本主义的“一药方”是根本行不通的。当政权和生产资料掌握在剥削者手中时，一切合作社都失败了，成了资本主义的附庸。马克思在这里指出：合作社做为工人争取变革现存生产条件，做为团结、组织自己队伍的组织，同资产阶级进行经济、政治的斗争等等，是可贵的。而这同靠国家帮助建立的合作社毫无共同之处。”而且明确提出：“现有的合作社，它们只是在工人自己独立创办，既不受政府保护，也不受资产者保护的情况下，才有价值。”（第312页）

（四）

这一大部分共分A、B两节。集中分析了上层建筑，重点批判《纲领》在国家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明确提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口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批判《纲领》鼓吹的“自由国家”是抹杀国家的阶级实质，掩盖德意志帝国的反动本质。

马克思主义告诉找们：国家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自由是有阶级性的，有统治阶级的自由，就没有被统治者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国家，就是剥削者可以自由地去镇压劳动人民。如当时的德意志帝国，确实像沙皇俄国一样，在镇压劳动人民方面是相当自由的。但劳动人民却毫无自由可言。无产阶级要国家也不是为了什么自由，“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⑧]所以，工人政党应当用一切手段去推翻剥削阶级的专政，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而《纲领》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争取“自由国家”，不提打碎普鲁士王朝的反动统治。很明显，“自由国家”只能是麻痹群众，维护普鲁士王朝反动统治的机会主义谬论。

第二，批判《纲领》关于国家是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的唯心主义谬论。

国家的基础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认为，是社会经济关系。资本主义国家就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基础的，这个社会的精神、道德是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反映。所以，马克思讲：“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立在资本主义多少已经发展了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第313页）但是《纲领》却不把现代社会当做国家的基础，反而提出国家是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的独立本质。马克思说，他们对社会主义纲领领会得多肤浅啊：《纲领》这种宣传，目的在于企图掩盖德意志帝国的阶级本质。

第三，提出了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需要有一个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马克思指出，《纲领》既没有谈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也没有谈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

那么，未来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在的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第314页）他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第314页）

列宁在评价马克思这个英明论断时指出：“这个结论是，马克思根据他对无产阶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的分析，根据关于这个社会发展情况的材料以及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利益不可调和的材料所得出的。”[⑨]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学说的核心，是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纲领》承袭了拉萨尔的机会主义国家观，空谈“现代社会”、“现代国家”，并提出什么争取“自由国家”，就是不谈“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

第四，揭露《纲领》提出的政治要求纯粹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废话。

《纲领》提出的普选权、直接立法权、人民权利、人民军队等等政治要求，纯粹是德国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口号。这些口号，凡不是空想的，都已经在美国和瑞士这些国家实现了。但是，当时的德国是什么样的国家呢？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同时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价制度组成、以警察来保护的军事专制国家”，（第315页）向这样的国家提出这些要求是没有意义的。《纲领》没有勇气提出用民主共和国去代替军事专制的德意志帝国，而且还向这个帝国庄严地保证，“用‘合法手段’从它那里争得这类东西！”（第315页）

《纲领》提出统一的累进税作为国家的经济基础也是错误的。国家的经济基础不是赋税，而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关系，它决定国家的性质。而赋税是政府机构的经费来源，是以不同社会阶级的不同收入来源为前提。如果把赋税看成国家的经济基础，而不看成是政府的经济来源，就会混淆国家与政府的区别，弄不清国家与政府的性质了。

第五，批判《纲领》关于平等教育，科学和信仰等超阶级的机会主义观点。

教育属于上层建筑，它是有阶级性的，只能为一定的阶级或经济基础服务的。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实施“平等的国民教育”普遍的义务教育、“免费教育’，等等，都是骗人的鬼话。

此外，马克思还阐明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光辉思想。明确提出：“在按照不同年龄阶段严格调节劳动时间并采取其他保护儿童的预防措施的条件下，生产劳动和智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第318页）在进行深入的改革、开放的我国，重温马克思这一段名言，其有深远的意义。它应当做为教育改革的一条原则。

意义

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是科学共产主义重要纲领性文献之一。它从理论上清算了拉萨尔主义，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在关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关于无产阶级国家的作用和演变以及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等问题上，把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马克思第一次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度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第一次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第一阶段只能实行按劳分配，高级阶段才能实行按需分配。

《哥达纲领批判》写作和发表距今已经一百多年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同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哥达纲领批判》曾经设想：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不存在商品货币。实践证明，社会主义阶段不能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特别是对我国原来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的国家来说，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是市场作用也更突出了。市场是商品运行和实现的唯一场所。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相结合是当代商品经济运行的机制。过去那种无所不包的由上而下给企业下达指令性计划的计划经济，必须改变。

另外，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已发生了变化。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仍然要采取货币－商品的形式；衡量劳动数量与质量也不是直接的劳动时间，也不是个人的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且产品卖出去才能进行分配。如果积压在仓库里是不可能分配的，尽管他为生产某种产品耗费了时间。这些都同马克思原来的设想不相同，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我们本着务实的态度，从实际出发，认真地加以思考。